国人百年服饰：社会变革的晴雨表

中国历代王朝对服饰都有严格的等级标准。这种等级之差到清代更加森严，从皇帝及皇族宗室戚属，至文武一品至九品官员，以及进士、举人等，除箭袖、蟒袍、披肩、翎顶为王公大臣的朝服外，其他服饰的四季色彩、质料以及应用场合，都有严格的定制，绝不可有半点马虎。

清兵入关取代明朝的第二年（1645年），顺治帝即颁市“剃发令”，以武力严令汉族臣民按照满族的习俗剃发易服，所谓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。”此时的辫子是归顺清廷的标志，而留发、束发则成了捍卫汉人千秋祖业的象征。之后为缓和民族矛盾，清王朝在推行官民服饰之制时，采纳了明朝遗臣金之俊的建议，实行“男从女不从，生从死不从”等十从十不从的措施，使某些汉族明代服饰得以保存。

鸦片战争使中国敞开大门，洋装进入中国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习惯了宽腰博带的中国人鄙视紧身细管裤洋装。19世纪末，一些归国的留学生和在国内为洋人做事的买办穿起了西服，但一般国人看不惯，称他们是“假洋鬼子”。当上海的妇女开始追求紧身合体的服饰时，也有人出来责骂，说这种样式“衣瘦如竹管，后露臀前露乳”，简直是自甘堕落。然而到20世纪初，尤其是经过维新运动的洗礼，中国人开始能接受洋装了。1905年，清王朝仿照西洋军队训练新军，并参照西洋和日本的军人制服，进行了军装改革。当时包括袁世凯、段祺瑞等在内的一批军人穿起了洋式军装，令人观感一新。只是脑后都还拖着条辫子，颇有些不伦不类的感觉。

辛亥革命使中国人从头到脚面目全新

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愧为一次伟大的革命，因为它不仅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，而且也使中国人从头到脚面目全新。1912年民国政府规定的新礼服标准是：男子大礼服为西服，有昼夜之分，戴高而平顶的有檐帽子。常礼服可以着西服，戴有檐的圆顶帽；也可着中式，穿传统的长袍马褂便装。女子礼服是：长与膝齐的对襟长衫，有领，左右及后下端开衩，周身加以刺绣，下身着黑裙。20年代，民国政府又确定：男子礼服为中山装，女子礼服是旗袍。

随着呢绒、洋绸等物美价廉的“洋布”衣料及国外服装源源而来，中国土布被渐渐取代了。当时的时髦装饰，男子是礼帽、手仗、眼镜和怀表；妇女们则去了发髻，农村姑娘梳起大辫子，城市妇女开始流行烫发，着上衣下裙或新式的旗袍。并模仿西方女子的束腰凸胸，在中国流行了几百年的三寸金莲也开始被高跟鞋所取代。

民国时期中国服装的流行趋势，在样式和用料上都与西方国家差别不大，但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少数有权势、有地位、有身份、有钱人家的太太、小姐和先生们身上。一般百姓、特别是在广大乡村，依然自己纺线、织布、刺绣、缝衣、做鞋，穿着依然延续着明清时代甚至更远年代的传统样式，即使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外面的影响，也仅仅是一些不碍大体的改变。

1949年新中国初建，解放军官兵受到爱戴，“劳动最光荣”成为新时代的口号。于是，军管会干部所穿的灰色中山装、军人服装以及劳动工装成了时髦的装束。过去衣着高贵者趾高气昂地出现在公共场所，如今却是朴素的劳动者更自在。于是，很多人把西服、长衫改做成中山装或军服干部装样式，有的把西服穿到了里面，外面罩上了干部服。妇女的旗袍因被认为与劳动妇女、职业妇女的生活时尚不符而逐渐悄悄地离去，代之而起的是苏式的列宁装和布拉吉（连衣裙）。

建国初期，中国服饰受前苏联的影响最大。军队中的女干部穿着大翻领、偏襟、斜插口袋的列宁装，与短发配合，给人以一种整洁利落、朴素大方的感觉。列宁装先在一些革命干部学校流行、随后扩展到大学，很快又流入社会，形成风气。在中国流行的苏式服装还有一种乌克兰式套头衬衣，苏式的船形军帽也戴到了中国士兵的头上。

“文革”时，军装是最时髦、最体现革命化的服装

在新中国建立的头几年，西装和旗袍还被动员作为参加“十一”、“五一”盛典游行的服装。但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后，西装彻底离开了中国人，不分年龄、职业、身份、地位甚至性别，大家都穿上了中山装或干部装，连威武的西式元帅服也被视为不利于官兵关系而在“文革”前消失了。

60年代，国家遭受自然灾害，粮食、棉花大量减产，人们买服装、棉布、日用纺织品都要凭布票。为了尽可能地节约，服装一般选择结实的布料和耐脏的颜色。父母给孩子添衣已顾不上全身和美观，而是要考虑孩子还要长，衣服大一些，可以多穿几年；孩子多的家庭，还要考虑大孩子穿新的，之后弟弟妹妹可以接着穿。孩子们盼望过春节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过节可以穿上新衣服。3年困难时期，蓝、灰、黑色服装更普遍了，季节不分、男女无异的服装样式也更通行了。

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，毛泽东穿上军装，戴上红卫兵袖章，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了数以千万的红卫兵。受到鼓舞的女学生们把长辫子剪成短发，梳成两个小辫子（俗称“小刷子”），戴上军帽，穿上军装，腰扎皮带，足蹬解放鞋，几乎和男同学是一个模样。那时，军装是最时髦、最体现革命化的服装，谁都想搞到一套，没有全套，半身也行；没有新的，旧的也行，而且越旧越说明是老资格。当时，最威风的服装组合是：一身将校呢的军官服，有时外罩一身蓝干部装，足蹬一双高腰白色“回力”牌篮球鞋。回力鞋价格在10元人民币左右，而当时，广大工薪阶层月收入只有四五十元，对多子女的家庭来说，这无疑是个难以接受的数字。

男子的西装不能穿了，只有大同小异的学生装、中山装；女子的头发不能烫了，裙子也不敢穿了。男女老少或者穿着肥肥大大的绿色军装，或者是“一身蓝”、“一身灰”的中山装和它的变异服装。而男装和女装仅在领子、口袋和腰身上略有区别。只有在夹道迎接外宾时，女学生、女职工为完成政治任务，把花裙子套在裤子外面。等外宾快到时，把裤腿卷起来；外宾车队过后，再匆忙将裤腿放下，把花裙子脱下，叠起来放入包中。

戴外国商标的蛤蟆镜，穿花格衬衫、喇叭裤，曾被视为“二流子”的形象

也许是因为中国人的服饰在国际场合不太像样子了，1974年，江青亲自组织人马，设计了一套号称集唐宋元明各朝服饰之大成的“江青裙”作为“国服”，下令出国的演员和代表团的妇女都穿这种服装。然而，这种服装样式群众实在反感，私下里有人说它：“上半截像男，下半截像女，后面看像尼姑，前面看是和尚；短不短，长不长，大娘穿了成闺女，闺女穿了成大娘。”因此未能流行。

1978年，中国终于对外开放了，中国人重新获得了服饰穿戴的自由。喇叭裤最先在年轻人中间流行，但由于它来得太突然，人们一时难以适应，同时与中国人的身材、体型也不大适合，因此遭到多数人的冷眼和排斥。在许多漫画中，戴外国商标的蛤蟆镜，留长头发、大鬓角、小胡子，穿花格衬衫和紧绷臂部的大喇叭口裤的，是典型的“二流子”形象。

80年代，国家领导人带头穿上了西装，随即在全国范围内，从各级领导到乡村打工仔，都穿起了西装，不过，乍一恢复的“西装热”总让人感到不大协调，西装也做得有些不对劲儿，好像不是自己的衣服。若干年过去了，着西装已很平常，但档次却相差悬殊了，衣服重新开始作为一个人身份、财富和成功的标志，出现在各种盛典和社交场合。

西装热也带动了时装热，人们的穿衣观念发生了变化。高跟鞋、旗袍又重新流行起来，青年人惊讶地发现，原来中国也有旗袍这种体面高雅的时装。之后，服装流行风一浪高过一浪，从80年代的牛仔裤，到90年代的文化衫、休闲装，国外各种款型的牛仔裤、乞丐装、披肩装、半截装等你方唱罢我登场。

在新旧世纪交替时节，从众的着装观念渐被追求个性化所取代。大庭广众之下，从越来越厚的松糕鞋到新潮前卫吊带裙、超短裙、露肚脐的半截装、短背心，女孩子们无所顾忌地诠释着对时尚的全新理念。中老年人从看不惯到羡慕年轻人的青春活力，也终于大胆穿起了色彩斑谰的时髦衣服。尽管目前中国人的代沟依旧明显，但在对服装时尚的态度上，却已是前所未有的宽容。